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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基督宗教历史研究
第二章
：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研究
第三章
：圣经学研究
第四章
：基督宗教伦理学研究
第五章
：基督宗教工具书和词典
第六章
：几位重要的学者：唐逸、何光沪、杨慧林、卓新平、刘小枫
研究天主教神学参考书目
前言
20世纪初的华人学者早就开始进行基督宗教方面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在20-40年代达到了某种高峰并结出了某些果实：华人学者从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学、社会伦理等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贡献以及对华夏的可能贡献。
这种研究和翻译工作在1950-1978年进入一种瘫痪状态。
1979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开始，从此以后，华人学者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首先，人们开始重新创立各种学院和研究所、学者开始有机会进行比较认真的学习研究、摆脱空话、学习外语。社会上的人也重新开始尊重老师和学者并欣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好学”和“好读”的优良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其具体的表现是出版物逐渐增多、书店也多了起来。不过，在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城市里的人们得以获得新的媒介工具（彩电、收音机、手机、电脑网络），因而“书本”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咨询”有时候“来得容易，去得快”，而那些需要长期研究和学习的工作——譬如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反而不太受欢迎。特别从1989年以来，最有才华的大学生也许想学习经济学而不想研究历史或哲学。学英语的人越来越多。然而，80和90年代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仍然相当低，也许还达不到1930年代某些中国大学的水平。另一方面，汉字的“电脑化”（汉字输入技术的发展）与出版界的电脑化——大多90年代末写的汉语书就是用电脑写作和排版的——带来了一种新的、传播华夏文化的工具：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版大量的大篇幅著作，而出版社也可以很快捷地修改作者的作品（或篡改作者的原意）。
在文学上，人们从“伤痕文学”、“痛定思痛”、“寻根文学”走向王朔的“躲避崇高”文学（即所谓的“痞子文学”）。在思想和哲学上，1989年当然是一个分水岭，而其中一个倾向是学者放弃了热烈的批判而走向平静的研究与叙述。许纪霖认为，90年代出现了一些“分化”，即“思想”与“学术”的分化，“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以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
对于大多的华人来说，中国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主张”和“主义”，但他们不太清楚到底哪些想法是可取的。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某些华人知识分子研究基督教思想并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华人学者来说，研究基督教是研究一个外来的宗教，同时也涉及到近代华夏历史和近代华夏思想史，基督教研究包括历史、哲学、伦理学、神学、圣经学、文学和美术等层面。基督教研究与儒学或道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基督教大多的文献是外文写的。因此，外语水平越高，对基督教会的理解也就越深入。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的，而欧洲教会史的许多资料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通常国际上学习神学的学生也必须学习一点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希伯来语。所以，对于华人学者来说，深入理解和欣赏基督教文献不失为一个困难。虽然如此，一些华人学者仍然负起了艰巨的任务并投身到基督教的研究工作中去。仅从研究的难度来看，他们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尊敬。当然，外语能力的不足、国际资料的匮乏以及与国际学术界在沟通上的困难都给这些学者带来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阻碍与困扰。但是，有的华人学者相当成功地进行了翻译工作，介绍基督教思想和提供一些新的精神资源。
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社会上的”学者不是信徒，与教会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和1920-40年代的学者不一样：谢扶雅、王治心、徐宗泽、方豪等人都与教会有关系，而他们的研究也是从信仰的角度写的。1980-2000年代的学者似乎都是“外教人”，而他们的早期研究必须体现无神论意识形态的观点。1950年到1980年代的某些著作似乎在每一页上都能找到马、恩、列、毛的语句和引言。这些著作的立场当然否定和批评宗教信仰，它们同时不理解或歪曲宗教和信仰的本质。这些“世俗思想家们习惯于把‘宗教’与‘迷信’相提并论”，但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学者虽然贬低“宗教”和“迷信”，但仍然肯定“信仰”与“理想”。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一本关于基督教的著作离“文革”越远，它的无神论思想也就越少。因此，90年代末的研究（一般来说）远比80年代初的描述客观，也比较同情基督信仰。虽然如此，无神论和反对教会的意识形态还是在很多方面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位具有洞察力的学者这样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就总体而言，对于宗教始而关注讨论，继而排击反对，终而冷漠鄙夷，其间的先行事件，大抵有以下几项引注目。一、中国传统文化淡化宗教需求。二、近百年外国传教与列强侵华相联系而造成的精神创伤。三、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四、西方现代主义、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五、本世纪20年代西方传教热潮在华引起的负面效应。六、宗教的排它性。
时至今日，此种知识界在总体上漠视宗教的情况似并未改变。上述先行因素，如二、五，以大体不复存在，其他如一已由意识层面降为不自觉的民族心理，在新生代中已逐渐淡薄。而某些现代思潮，诸如世界范围的世俗化倾向、几十年来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的影响、近年来的物质主义拜金潮流、生活粗俗化、精神价值普遍受鄙夷、民间祈禳迷信猖獗、某些地区宗教派别与动乱的联系等，诸多因素似皆不利于宗教以其正常的本来面目作为人类精神价值的一种重要源泉而呈现于中国读书界的理性审视之中。在一般知识界中，对于宗教的偏见、无知、漠视、回避的态度，一如既往而有过之。而少数青年中则有无知、好奇、轻信的倾向，学院中的宗教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而不再是一种人文价值的素养。类乎先辈学者的深湛学养和笃行履践精神，与夫宗教情怀及博洽人格，似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急功好辩的petit
caractere["小人物”]。凡此似乎亦是在五四批判宗教的一代学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时代的现象”（见唐逸《荣木谭》，237-238页）。
1980年到2000年的基督信仰研究“变了”，因为研究的人也“变了”。大多研究者似乎是一些“急功好辩”的年轻人，而他们的著作有时比较肤浅，不深入理解信仰和宗教。“不深入理解”指，他们大多“从外面”来谈论基督教，他们从“边缘走到中心”，比如从历史影响谈教会，从文学理论分析《圣经》，从社会改革谈论基督教伦理，从美术研究认识神学，基于哲学思想或社会学来理解信仰。换言之，这些学者的出发点是Marx（马克思）、Shakespeare（莎士比亚）、Max
Weber（韦伯），而不是Isaiah（依撒意亚）、Paul（保禄）和Augustine（奥古斯定）。
虽然如此，华人学者对华夏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独具只眼，而他们写的书具有特殊性；他们从他们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来对基督教作出一种新的、中国式的解释，在理解基督教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迪。因此，我认为，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是相当有意义的，也能加深对基督信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信徒也应该多读这些学者的书。我在这个小小的研究中要向信徒们介绍一些值得看的书和几位在基督宗教研究具有贡献的学者。
第一章
基督宗教历史研究
基督教的历史长达2000年，而犹太人的历史在这2000年又加上了1500多年。对于这一个悠久的传统的历史研究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科学项目，而华人学者也早在20世纪初开始意识到这番工作的复杂性（譬如历史学家徐宗泽）。
自从70年代末，人们又开始重新思考基督教在世界史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或突破性的著作并试谈基督教历史研究的得失。但是，首先我们必须面对50到70年代的“畸型”著作：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这个书代表当时无神论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扭曲和破坏。
第一节
“杨真”对历史的歪曲
“杨真”是一位在80年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的笔名。
北京三联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他的《基督教史纲》（发行量：8000）。这部书很典型的概括1950年到1980年代华人学者对基督教的理解。因此，我们在此讨论这部书。
《基督教史纲》（39万字、536页）算是一部相当厚的书。作者想“赞扬真理”（“杨真”=“扬真”），而这意味着，他“想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整理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前言1页）。这种“整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包括俗话说的“整”（即批评）。从“第一编——奴隶社会的早期基督教”的标题来看，作者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叙述基督教史：
“第一章：以色列人的历史与宗教”
“第二章：基督教的产生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
“第一节：关于耶稣的神话”
“第二节：初期基督教是剧烈阶级斗争的消极产物”
“第三节：从初期基督徒社团发展为具有独立形态的基督教会”
“第四节：基督教依附剥削阶级而发展”等等。
作者最多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是当时的习惯，但他偶尔也引用别的历史书。他在书的结尾没有列出一个文献目录，而所有的外国作者的名字只用汉字表达。因此，考证其资料的来源比较难。从这方面来看，《基督教史纲》的科学性远远达不到杨昌栋于30年代写《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
的科学水平。另外，“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在很多问题上不是从科学的立场出发，而只是通过误解、歪曲或隐瞒历史事实来说明所谓基督教信仰的“荒谬性”。这种做法也可以从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理解，但在某些章节中，作者似乎格外表达出他对基督教的敌视。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作者对耶稣的历史性的否定。在“第一节：关于耶稣的神话”中他写道：“事实上，基督教并不是某个英雄伟人所创立，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悄悄地产生’的。至于是否有一个创立基督教的犹太人耶稣，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资料足资凭信。这一点，甚至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无从否认。至于后来基督教会所描绘的救主耶稣则不过是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而衍化出来的一个奴隶典型罢了”（20-21页）。然而，“杨真”没有列出这个说法的凭据或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中的任何一位。在国际性的学术界中，学者们不会讨论“犹太人耶稣的历史性”这个问题，因为古代的作者如罗马人Tacitus（塔西佗、55-120年）、Suetonius（苏埃托尼乌斯、69-104年）、Plinius
the Younger（小普林尼61-112年）和犹太历史学家Josephus
Flavius（约瑟夫37-95年）、希腊哲学家
Lucian of Samsata（萨末萨塔的卢奇安120-180年）和巴比伦的塔尔穆德（Babylonian
Talmud）都提供了一些关于“犹太人耶稣”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圣经》之外的资料，所以学者们应该承认它们。根据这些资料，“犹太人耶稣”在Tiberius皇帝（提比略，在位14-37年）和Pontius
Pilate（彼拉多，犹太巡抚26-36年）在位时被处死，而一些犹太人的领导者也与他的死亡有一定关系。这些资料说，随从耶稣的人称他为“基督”，而他们视他为新生活方式的创始人和上主之子（the
divine founder of a new way of life）。
鉴于这些历史证据，争论犹太人耶稣的历史性没有很大的意义。“杨真”在前言中还说：“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有许多重大的问题，如耶稣其人的历史性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还是探讨中的问题”（见《前言》3页），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国外史学界”不探讨“耶稣的历史性”这个问题，只是探讨《福音书》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有什么共同性。从这个例子可以看，1979年华人学者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还处于各种困惑当中。从“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可以获得丰富的马列主义思想，但关于基督教历史真相的资料，读者还是去别处寻觅吧。
第二节
对欧洲教会史的研究
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强调，基督教的历史是充满不合理现象的。无神论者会从批判教会以及从“权力斗争”和“革命”的关点来写历史，因此，他们特别注意教会内部的冲突、教会权威（如教宗）的地位、教会的分裂、“黑暗的中世纪”、罗马教廷的“腐败”和路德的“改革”、宗教裁判所和教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从这个“世俗的”权力意识来看，教会当然也受了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但从精神层面来分析，教会带来了很多新的价值，因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洲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从这个观点来写教会史的人不多。
唐逸先生编的《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初版，1995年再版）远远比“杨真”的著作客观。比如，这本书罗列几个古罗马历史学家的记载并认定“拿撒勒人耶稣是个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人物”（25页）。
一个很值得看的著作是杨昌栋（一位新教信徒）于1936年写的《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燕京宗教学院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0年重新出版了这良好的著作。杨昌栋认为，在欧洲中世纪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教会是一个“明灯”并且逐渐改进了欧洲人的生活。教会的精神和博爱改变了穷人、病人、奴隶、农民、妇女的命运，因为教会建立了很多组织来帮助穷人，鼓励人们建立医院，教会法典成了世俗法典的模范因而提高了弱小者的地位、保护妇女和婚姻等。这本书很同情地描述教会在中世纪的积极贡献，同时也包含许多具体历史知识。
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教授王晓朝于1993到1996年在英国Leeds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他博士论文的汉译本《基督教与帝国文化》1997年出版（东方出版社）。这个论文比较古罗马帝国中的“护教者”和明清时期的华人“护教者”（如徐光启）的著作和主张。王晓朝本来是一位研究哲学的人，但他对基督信仰有相当的了解并作一种同情的解释。
第三节
对基督宗教在华的历史研究
对华人学者来说，“在华的基督宗教历史”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其吸引力似乎超过圣经学、欧洲教会史或信理学。因此，关于利玛窦、传教士在华的工作等已经有很多研究著作。然而，比较客观描述教会的书不多。另外，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的历史需要看很多外文（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德文等）史料，而在这方面，大多华人学者显然没有很高的水平。因为大部分的史料不在中国而在法国、梵蒂冈或美国各地的档案库里，国内的学者却仅仅依赖于汉语的资料，所以他们的研究非常有局限性。
第一个比较全面的著作也许是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91年第二版）。这本书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来描述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太平天国、传教修会、教案、教会慈善事业、教会学校以及《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等。当然，在一些章节中，作者还特别强调外国传教士的“放肆”和“犯规”，但基本上，作者是在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在宣传某种意识形态。
关于公教在华的历史方研究方面，具有影响的专家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卫民（2001年到上海大学）。顾卫民生于1961年，上海人，1987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写很多关于基督教在华的历史研究。他与其他人合编一本很漂亮的《使徒足迹——基督宗教传教华全史图集》（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95年，大多的照片来自《圣教杂志》）。顾老师的著作包括《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1年）和《中国天主教会编年历史》（2003年）。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一本具有影响的著作。他描写基督教从景教到1949年在华的行动，而他的基本态度是，基督宗教给中国带来很多好的因素，特别是医学知识和现代的教育制度（参见249和252页）。他叙述个别传教士的积极贡献，但也论及1840年后基督教的“政治化”。虽然顾先生提到义和团时期的大屠杀，但他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充分描述痛苦中的教会，比如他用引号称之为“教难”。社会上的学者很少研究或强调“教难”的和基督教遭受迫害的问题。也许将来他们多会写一些类似张泽神父《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2年）的著作。《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从唐朝到1949年描述每年所发生的事，提供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然而，外国传教士的外文名称在很多地方写错了，而关于20世纪的教会史没有很多资料。另外，这本著作也缺乏一个索引。一个读者如果不知道“汤若望”是什么时代的人，就无法差出汤氏的资料。
顾卫民不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他也不完全同情或肯定教会的立场或接近教会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或“儒家传统”）的问题，胜过“信仰”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基督信仰的“本土化”是最重要的，而信徒的“西方化”似乎是很不理想的（见《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序4页）。他的著作也主要依靠华人学者（如罗光、方豪等）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讨论西方学者的观点。
从史料的丰富或从立场的鲜明来说，Latourette（赖德烈）于1929年写的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还是最卓越的著作，而华人学者也多次引用其中的资料，但这本书虽然于2003年已经译成汉语，尚未出版。
法国Charbonnier（沙百里神父）写的Histoire
des Chretiens de Chine（《中国基督教徒史》，耿升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是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叙述中国教友、神父和殉道者的故事（比如徐甘第大、罗文藻、李安德），但是译者大量地删除了原著的章节并在序中还批评作者，真是遗撼的事。虽然如此，这本书仍是一本很值得看的，能加强信仰的著作，因为完全是从教会的立场写的。
第二章
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
在研究基督宗教思想方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教授比较有贡献，他曾在比利时长期进修并写了一本《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本书很客观和比较全面。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学者是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李秋零。他曾翻译许多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著作，对新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哲学有比较好的了解。他对基督宗教思想有同情的理解和解释。然而，哲学系的教师当然主要从哲学思想（而不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基督宗教的思想家和神学家，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只能从一个侧面来谈论神学。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浙江大学一些研究古希腊思想与基督教关系的学者，比如章雪富和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另外，王晓朝编的《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著作。王老师从学术的角度来介绍patrology（教父学）的主要代表和他们的著作。在人名、地名和书名方面，《信仰与理性》一书一般都保留英语的名称，但其汉语译名都跟随新教的名称，比如“哲罗姆”（Jerome）是“热罗尼摩”（Hieronymus）。任何学习教会史和教父学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参考《信仰与理性》中的资料。王晓朝，1953年生，安徽人，1980年代在杭州大学就读，1996年在英国Leeds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他的著作和译著特别多。比较有创造性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基督教与帝国文化》，比较古罗马帝国的护教者和华夏帝国的早期护教者徐光启等人）。王老师否写了一本关于罗马帝国宗教归化的书（《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王晓朝也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全集》，四卷，2002年出版）。王晓朝的著作的一个缺点是，他在引用西方思想家（如教父们）的话时很少加上拉丁语或希腊语原话，这样就降低著作的学术性和长期的使用性。
第三章
圣经学研究
《圣经》是教会最重要的经典，但注重圣经研究的华人不多。司徒·雷登曾于1918年编写一本《希腊-英-汉语新约字典》，但继续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似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开封河南大学的“圣经文学研究所”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学具有一个专门研究圣经学的研究所，而开封的研究所也并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研究《圣经》的神学含义，而主要从“文学比较”或“文学分析”的层面进行研究。外国的圣经研究成果始终没有人系统地介绍。在国外有无数的圣经学方面的期刊，但在汉语的学术界没有这方面的期刊（除了港台的少数刊物外）。有能力去读希腊或希伯来文《圣经》的华人学者廖若晨星。
在1980年后，懂希伯来文的华人学者不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老学者朱维之和他的学生梁工。梁工编写了一本《圣经百科辞典》（沈阳1990年），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160万字）著作，而这个辞典经过南京神学院的老师（许鼎新等）的校正，用新教的译名，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当时似乎也是唯一的这样的圣经工具书。
卓新平于1992年写了一本《圣经鉴赏》（增订本《圣经鉴赏》宗教文化出版社与2000年出版），其中介绍《圣经》的历史背景、《圣经》的成书过程、《圣经》的版本与翻译、《圣经》的研究简史（1-57页）。卓新平的《圣经鉴赏》很全面地介绍《圣经》和圣经研究。他在书中虽然通用新教和合本的人名书名，但他也介绍公教（天主教）的《圣经》。新教《圣经》没有的部分（比如Maccabees《玛加伯上下》）有时被称为“外典”、“伪经”或“次经”（Apocrypha），但卓新平更恰当地称之为“圣经后典”，因为这些书只是《旧约》晚期的著作。这个细节能说明，卓先生不愿意排斥公教传统。《圣经鉴赏》简明扼要地讨论《圣经》每一本书的内容和背景，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要深入理解《圣经》的人应该参考它的解释。
在公教方面，德国学者Vogt（傅和德）的著作《旧约背景》和《旧约的诠释》于2002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是关于《旧约》最有权威性的研究。雷立柏的《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也包含一个《圣经概念辞典》，介绍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如“复活”、“天使”、“罪”等）的圣经基础。
将来的汉语圣经学的发展前提是一些学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华人学者。也许对在方面有兴趣的人将会重新出版Stuart
Leighton（司徒·雷登1876-1962年）于1918年代编的《新约希汉英字典》（希腊-汉-英语字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对中国的圣经学发展会大有裨益。
第四章
基督宗教伦理学研究
因为基督教伦理学和伦理神学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生活问题（如堕胎、个人的自由、服从政权），伦理神学研究和著作比较少。最全面的译著是Peschke（白舍客）的《基督宗教伦理学》二卷，上海三联，2002年。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神学院中“伦理神学”课程的教科书，根据梵二文献发挥正统的公教伦理学，深入浅出，翻译质量非常好，正文后加上术语的英汉索引。
第五章
基督宗教研究的工具书和词典
中国学者在1980年代开始编写一些宗教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济南出版社1991年）、《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这些百科全书和词典都用基督新教的术语（比如译Moses为“摩西”，而不为“梅瑟”，译Matthew为“马太”，而不为“玛窦”）。在某些特别问题上（比如中国礼仪之争、19和20世纪的教会史等），这些工具书还受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一般的叙述中，它们仍是相当可靠的参考书，虽然它们不一定从神学或信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当然，从神学水平来看，中国学者编写的工具书都不能与台湾辅仁大学编的《神学辞典》（1996年）媲美。
一部相当有用的小辞典是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它介绍基督宗教的教义、教派、人物、书籍和历史事件，包括公教、新教和东正教。然而，它不太重视西文原文，也没有英汉的索引。
对公教信徒来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9年和2000年出版的两本书是很有用的“小工具书”，就是任延黎编的《中国天主教基础知识》和《天主教知识读本》。这两本书比较客观地介绍公教信仰、圣经方面的知识、教会的礼仪和中国教会的历史，也用公教传统的术语（如“梅瑟”和“玛窦”）。这两本书虽然很同情地描绘公教传统和信仰，但对某些20世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仍带政治色彩，不敢肯定教会的立场。
雷立柏（Leeb）编的《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是一本具有丰富资料的著作，分为三个部分：《圣经概念辞典》、《宗教批评学辞典》和《教宗小辞典》。其中的《宗教批评学辞典》从教会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难题，如“十字军”、“宗教裁判所”、“布鲁诺”、“科学与宗教”等，具有“护教”的作用。《教宗小辞典》的部分也算是一个突破，通过每一个教宗的传记也叙述欧洲教会历史，也重视教宗的拉丁文原名并解释这些名称的意义。每一个学习神学的公教修道生都应该掌握《基督宗教知识辞典》中的资料。
第六章
几位重要的学者：唐逸、何光沪、杨慧林、卓新平、刘小枫
在中国有很多学者对基督教研究有兴趣。比较有贡献而且敢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不多，也许何、杨、卓、刘是最重要的人物。除他们以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基督宗教并对基督宗教有相当同情理解的& |